文：王飛凌
中華秩序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
人類在地球上的幾個平行世界裡，各自生活、演化了許久。直到最近的幾個世紀之前，這些平行世界之間並沒有多少直接的來往。這其中，兩個獨特的平行世界，即各自分布在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中華世界和地中海—歐洲世界，分別發展為所謂的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西邊，地中海—歐洲世界在政治上從長期的政治分立，演變為羅馬相對短暫的世界帝國統治——即羅馬秩序（Pax Romana），其後又是長達千年的分立，然後在17世紀正式在法理上進入西發里亞國際關係與世界秩序。在東邊，中華世界也大約在同時從長期的分立發展到秦漢世界帝國，隨之而來的是反覆多次的統一與分立，最終進入不可動搖的、由單一政府主導的中華秩序的復興，直到19世紀，中華世界帝國被不斷擴張的地中海—歐洲世界撞擊而粉碎。作為世界性的政治秩序，中華秩序與羅馬秩序不同的是，前者有著強大的持久後勁，以及非凡的復原能力。
地中海世界乃由起源於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希臘和義大利的一些最古老的人類文明匯合而成。在羅馬帝國時期，它實現了一個由單一世界帝國主宰的中央集權統治。在此之前，地中海世界也曾經出現過十分短暫的統一世界的嘗試，即亞歷山大大帝率領的馬其頓征服大軍。羅馬秩序始於西元前1世紀末，其後達到頂峰——統一整個羅馬人的已知世界，其版圖西起不列顛群島，東到中亞和北印度，南至撒哈拉大沙漠，北達波羅的海。羅馬秩序主宰了這片巨大而充滿活力的地區，以及生活於其中的多種族、多語言的眾多人口達數世紀之久。
然而，羅馬世界的各族人民，特別是義大利半島上的拉丁諸邦和擁有特權且經常生事的羅馬公民，繼續保留他們多元的、封建式的、受法律保護的政治制度、經濟傳統與文化觀念。而宗教教團勢力、大地主、富商和僱傭軍將領們，都大致保持了他們相對於帝國政治權力的自主性。就算是強大的羅馬軍團，也從來沒有完全征服整個已知世界裡的所有對抗力量，如高盧人、日耳曼人、撒克遜人、波斯人或者小亞細亞各地的統治者。這些反對力量幾乎是一直在挑戰、滲透並削弱著羅馬帝國。羅馬皇帝們也從來就沒有像秦漢皇帝們那樣，完全控制或統一整個已知世界。如本書第一章所述，地中海—歐洲世界的一些生態地理、人口和歷史特徵，導致西羅馬帝國在西元4至5世紀崩潰後，羅馬世界秩序再也未能完全復活。
羅馬世界帝國被長達一千多年的、事實上的西發里亞式國際關係所取代，然後是1648年西發里亞系統正式在法理上確立。羅馬世界的各族人民和他們的希臘羅馬傳統制度、意識形態、文化知識、法律規範、藝術和語言等等，繼續在歐洲、中東和北非各地發展。後來，這個不斷演化的西方世界通過火與血的擴張過程，征服了許多人類文明並殖民於其他平行世界：美洲、南亞和東南亞、整個非洲和大洋洲。到19世紀末，植根於地中海—歐洲的世界秩序，即經由多次戰爭與革命所塑造和強化的西發里亞體系，終於統治了真正的整個世界——即全地球。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1914～1918和1937／1939～1945）和一場冷戰（1947～1991）的煉獄之後，西發里亞世界秩序進一步發展為以美國為主導的「自由世界秩序」（Liberal world order），成為全人類的世界政治制度（註034）。
西發里亞世界秩序的成員是多樣性的、各自擁有獨立的主權，故這一秩序並不保證所有民族國家或多民族國家都擁有同樣的政治理念。在進入21世紀近二十年後的今天，占主導地位的歐美制度和規範，在全球200多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實施的程度大不相同。而各個國家在政治治理、經濟成就和社會發展各個方面也差異甚大，使得它們看起來屬於許多不同的世界：從自由民主的共和國到專制獨裁政體以及政教合一國家，從極為富裕的國家到赤貧、甚至失敗崩潰的國家，應有盡有。各國之間的力量分布與平衡也在不斷地變化。但是，只要西發里亞體系的基本原理得到遵守和維護，這個世界秩序就依然完好無損。外交、貿易、移民、衝突、偶爾的戰爭，甚至大國霸權的興衰交替，都在維護著這個動態的、充滿活力的世界秩序，並促成各國之間的比較、合作與競爭，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並強化各國內部的政治比較和競爭。
目前，由全球即日運輸和瞬間通訊所驅動的全球化，正在深刻地重塑人類文明，西發里亞體系的前景變得充滿了不確定性。一個來自不同國家、種族、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全球菁英群體，導致全球價值規範的出現，可能意味者一些巨大的動力，而從根本上改變這個事實上已經存在了十六個世紀（法理而言則是五個世紀）的西發里亞世界秩序。多項迫切的全球性問題亟需處理，而這現實需要又與進步說法相契合，故此國際社會可能在政治發展上越來越接近一個全球治理體系、甚至是單一的世界政府。
中華世界是從歐亞大陸東部的許多古老文明演變而來，主要源於先秦時期的中原／中土（Centralia）或中國本部（China Proper）。西元前3世紀，中華世界比地中海世界稍早些實現統一，秦漢世界帝國以及中華秩序也建立起來。就像羅馬帝國的統治者一樣，秦漢帝國也自然地尋求帝國擴張，征服並統治整個已知世界，然後陷於慘烈的崩潰。與羅馬帝國不同的是，秦漢帝國經過一些相對短暫的分裂或事實上的國際體系時期後，又得以復辟、延續和改進。宋代，那頗有前途的，類似西發里亞體系的澶淵國際體系破滅之後，中華秩序再次更加強勁地復興。元明清三大帝國相繼統治（或者至少假裝統治）了整個已知世界，直到19世紀末，中華世界被強行併入西發里亞體系下的西方全球秩序為止。
在中華秩序下，整個世界天下一統，嚴格地、通常十分殘酷、但有效地推行了一套基本相同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行為規範。兩千多年裡，無論其種族、民族或文化背景如何，在中華秩序之下，幾乎所有統治者的意識形態都是儒化法家思想。社會政治等級、治理方式、意識形態和資源分配等各方面的中央集權、單一性、總體性和一致性，都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了實施。只有因為地理因素、不同統治者的能力和理念而採取封建／邦聯式羈縻統治方式，或者採取虛有其表的朝貢體系，才可能會減緩、甚至阻止世界帝國在歐亞大陸東部各地區施加的同化壓力。世界帝國外部的比較和競爭都必須被粉碎、控制、隔離或者視而不見，政治上的平等夥伴和反對派都是不被允許的，民眾基本上沒有移民或者外逃的可能。因此，與西發里亞體系——鼓勵國際比較、競爭、貿易、戰爭、移民和殖民、求異和創新——不同，中華秩序全面地貶抑商業，阻礙甚至禁止外貿和移民，幾百年如一日地壓制、甚至泯滅整個已知世界範圍內的多元化與創新。
若干因素決定了中華秩序的持久後勁和異乎尋常的復原能力：生態地理（地形和地理位置）、人口（一個相對同文的農耕漢族作為大多數人口，對應著少數遊牧部落）、歷史（封建制度、私有產權和法律傳統的削弱乃至缺失）、文化（國家政權壟斷了意識形態、宗教信仰和歷史修撰）、某些重要領袖的人格特質和願景等隨機因素，以及歷史在關鍵時刻的一些意外發展（如項羽的失敗或蒙古人的成功）等等。統一的帝國意識形態——表裡不一卻高度互補的儒化法家（儒表法裡），更是至關重要。政治語言的扭曲，一開始是統治者有意推行，但後來高度內化於民眾的心靈中，而這影響深遠——唯一的專制統治者被模模糊糊地等同於政權（state）、等同於國家（country）、民族（nation）和世界（天下），再等同於天道、天意（大自然或上帝）。於是，人民為了中華秩序而生、而勞、而死，而不是反之。在漢語中，政權和國都寫成國家（「國」和「家」，country-family），而「天下」一詞則含混不清地意味著整個國家以及全世界範圍的政治制度。
秦漢式政體的極端實用主義——為了權力可以不惜一切，導致壓倒性暴力與所謂「輝煌的欺騙」之間的持久而有效的結合，於是形成英國作家切斯特頓（G. K. Chesterton）在1922年所寫的，「異乎尋常的無知與罪惡，彼此結成一個強大且災難性的聯盟」。技術性的新措施和改進方法，例如戶口制度和科舉考試，也是意義深遠。此外，中華秩序實踐中的整體性和普世性，也排除了替代制度、比較選擇和退出的可能，歷經許多世紀，就有力地形成了持久的合法性、不可動搖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和高度內化的文化認同。中華秩序之下，自然而然地會發生頻繁而暴烈的社會叛亂；但這些叛亂無法在制度上有什麼創新或革命性成果。正如美國漢學家白魯恂早已總結過的：「如果羅馬帝國的（世界）統一持續到現在，如果英格蘭、法國、德國之類的單獨政治實體沒有出現，那麼歐洲就會像今天的中國一樣。」
完美而昂貴的專制統治
貴族統治甚至專制統治不一定是世襲的，比如神聖羅馬皇帝、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需要「選舉」。然而，世襲的專制統治，往往比不世襲的專制享有更多的合法性和穩定性。故對專制統治菁英而言，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儘管有其種種高昂的代價，仍是一個接近完美的統治制度。因此，兩千多年來，中華秩序的天下一統之天命，不斷地推動著中華世界裡幾乎所有的統治者和菁英維護這個單一的世界帝國體系。中華秩序及作為其基礎的秦漢式政體，已經由歷史證明能夠不斷地自我維持，並持續久遠。這是一種可預測的，有效的統治方式。只要它那不可根治的官僚腐敗、不可避免的非理性專制、時常出現的無能甚至是瘋狂的皇帝、不斷的叛亂，以及常有的外部入侵都能夠得到約束，則它幾乎可以「自動」運轉數年乃至數十年。
即使某一個王朝崩潰了，人們也可以預見：隨著新皇帝和新統治群體的出現、「世界」人口的大幅減少，以及可能的更大版圖（尤其是當新皇帝是外來征服者，從而為新的世界帝國帶來更多土地時），中華秩序將會復辟，一切重新開始。臣民們愉快地服務於新的統治者，即使他來自異族，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很少會成為法律或者道德問題，而令中華菁英們煩惱。歷史曾反覆證明：大量的漢族人曾幫助過蒙古人毀滅宋帝國；幫助過滿洲人消滅明帝國；幫助過日本侵略軍打擊中華民國，而後者都是漢民族國家。最有名的案例應該是馮道（882～954）：他曾在包括遼帝國在內的五個連續朝廷內做高官，服務於相互競爭的、不是同一民族，分屬八個家族的十個皇帝，同時還享有相當不錯的政績口碑。
在中華秩序下，中央集權的政府得以大量汲取、利用整個已知世界的財富，嚴格控制和大規模地動員和徵用各種人力，基本上毋需考慮、甚至完全不顧人民的權利、福祉乃至死活，從而變得超級富強有力。作為單一政治實體，面積廣闊的中華世界確實在許多世紀裡長期屬於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體。於是秦漢統治者們可以相當迅速地完成一些規模宏大、造價昂貴，甚至令人難以置信的建設或者炫耀性工程，如開鑿大運河（可參照當今中國的高速鐵路網）、建設龐大的都市和豪華宮殿、興建巨大的帝王陵墓和各種紀念工程、修建長城（在軍事上其實毫無用處），以及資助內陸和海上探險考察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同樣徒勞無益）。
統治菁英們很容易就通過合法手段，或者貪腐和尋租行為，使他們的個人和家庭的權力與財富最大化。從來都是占人口比例極少數（一般不超過1％；即便是在官僚人數極度膨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超過3％）的特權統治菁英們，享受著整個已知世界所能夠提供的各種資源和好處。例如，在201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到總人口3％的官員們僅僅在公費餐飲、公費旅行與專用車輛上，據說就花費了全國財政收入的11％，而他們的薪酬、福利和大量腐敗收入尚未計算在內。
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下的統治菁英們，可以擁有當時技術所能達到的、各種獨占的奢侈享受，尤其是勞動密集型商品和娛樂服務，包括一些奇異精緻（往往營養與醫療價值均很可疑）的昂貴美食和神奇補品、耗費巨大（並不一定舒適）的精緻花園和住所、極為精美（常常只具裝飾和炫耀功能）的手工藝品、社會菁英通常擁有眾多妻妾、誇張過分的奴婢伺候，以及來自遠方的異國貢品和商品。中國美食是世界上口味最豐富、樣式最多、最精緻的飲食之一，但這其實頗為諷刺地反映了中華秩序下食品長期短缺的歷史事實，以及統治者對於進食行為的普遍癡迷（參閱本章以下幾節）、無節制地追求豪華和新奇。這些豪華的生活方式，通常有害於那些縱慾菁英們的身心健康，也不能產生有收益的社會投資，遑論推動經濟技術創新、形成市場化的大規模生產。不過，中華秩序下菁英們奢侈任性的生活方式，還是會吸引各種各樣的人趨之若鶩。17至18世紀日本的某些統治者，就曾試圖在日本世界裡也建構一個類似的秩序。
雖然就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立場來說，中華秩序是一種近乎完美的理想統治方式，但它作為一種前現代的（premodern）社會政治制度，其實有著深深的結構性缺陷。它從根本上缺乏有效的行政問責制度（accountability），從而帶來持續的低效、廣泛的不公正，以及無可救藥的腐敗。這也是經濟學家諾斯（Douglass North）曾經分析過的所謂「自然國家」：它壟斷一切，因此在政治和經濟層面都系統地壓制和扭曲競爭，從而扼制創新和效率。互相矛盾但又互補的儒家和法家思想，確實給專制皇帝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個人權力和可操作空間，然而也不可避免地將整個世界置於難以預測的個人意志之下，並且面臨非常危險的、充滿了不確定性的權力繼承問題。該制度的另一個關鍵性機制，是它難以和平而有效地自我糾正。要獲得有限的新思想或新政策，唯一途徑就是代價常常十分昂貴的，由死亡、暗殺、政變或者叛亂導致的統治者的替換。
中華秩序因此在結構上和功能上都必定邁向周期性的、不可測的、「全世界」的政治停擺、崩潰和重啟。僵化腐敗的統治必然帶來痛苦而代價高昂的王朝更替——隨著時間推移，人口增長，經濟停滯不前，這是一個簡單的物理力學邏輯，注定摧毀每一個強大的秦漢式世界帝國。而中華秩序的重啟與復興，往往伴隨著巨大的動盪和破壞，即所謂天下大亂，只有通過巨大的、難以想像的大規模人口死亡才能實現。在很大程度上，英國學者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關於一個封閉社會裡人口增長快於經濟發展，從而會帶來大規模死亡的噩夢般論斷，在中華世界裡曾多次應驗。中華世界的各族人民由於中華世界帝國的崩潰，或者統治者的重大失誤，確實經歷過多次的大量人口削減。19世紀一場未竟的王朝更替——即太平天國叛亂，在十年內就消滅了近1億人口，占到當時中國總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毛澤東時代的一場人為大饑荒，在四個和平年間（1958～1962）就造成了3000萬至4500萬人的死亡，占到當時總人口的5％至10％。
其實在中華秩序之下的菁英階層也深受其害。中華秩序下的大部分歷史時期，都以帝王的個人暴政為特徵。平均每隔十二年，就會以高昂的代價、經常是血腥的動盪方式更換最高統治者。一位中國史學家總結說，這些專制帝王大多都是「腐敗、虐待狂、愚蠢，或未成年、有病、無能的」。因此，除了精神上的奴役和屈服外，菁英們幾無人格尊嚴和個人安全。他們基本上是生活在恐懼中，害怕各種叛亂與陰謀，以及上司（最終是皇帝）那些司空見慣但又難以預測的發怒。皇帝的一時脾氣就能剝奪任何一個菁英的一切，甚至包括他整個家族成員的性命。
更糟的是，在中華秩序下，基本上沒有地方可供避難。等到君主氣消之後，所謂平反昭雪其實已經沒有什麼意義。在有詳細記錄可尋的明清帝國時期，內閣大臣們往往把每一次例行上朝，都看作是可能會被皇帝羞辱處決的時刻。無視臣子生命和財產的帝國專制統治，還常常被人格扭曲的宦官暴政和祕密警察推至極端。統治菁英們享受著奢侈和權力，並對他們的下屬行使專制權力；但是他們自己卻從根本上缺乏尊嚴、自由、公平和安全。對人數更多的中低層官員來說，頂級菁英們的生活毋寧說是近距離的誘人幻影而已。他們一方面「不得不」對下屬和民眾專橫霸道，另一方面又被上司無休止且不人道地奴役著，這樣的生活恐怕難以有什麼真正的愉悅可言，甚至會令有良知者變得人格分裂。明朝知識分子袁宏道所收輯的17世紀一些中級官員和低層文員的私人信件，就生動地反映了這些人可憐可鄙的生活。
而皇帝自己，也得為理想的秦漢式政體及中華秩序付出高昂代價。他們的日常生活僵化死板、令人疲憊不堪，而且也不安全；有些皇帝為了逃避巨大壓力而尋求放縱而損害健康。中華秩序之下的皇帝是最令人羨慕但也是「最不幸」的人，他們注定「在人生中只做兩件事：奪取和保住皇位」。根據比較可靠的數據計算，儘管擁有當時最好的營養供給和醫療條件，從秦帝國到清帝國的209位皇帝的平均壽命也只有三十九歲，比普通人的平均預期壽命還要短10到18年。中華歷史上各帝國或政權的611位統治者中，有多達44％的君主死於非命，如被暗殺或被處決。大約四分之一的皇帝們患有精神或心理疾病。中華歷史上充滿了皇室內部的暴虐行為和謀殺故事，以及徹頭徹尾的偏執狂和瘋子帝王形象。許多曾經強大的世界統治者及其人口眾多的皇族（經常多達數萬乃至十多萬人），在他們的王朝崩潰時常常會從肉體上被徹底消滅。
相關書摘 ►《中華秩序》：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
